记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嵇汝运
嵇汝运先生，1918年4月24日出世于江苏省松江县（现属上海市）。民国初年的旧中国，医学卫生异常落后，国民的平均寿命只有30多岁，被帝国主义称为“东亚病夫”。嵇先生的祖父生有五个儿子，除了他父亲外，其余四位叔伯父均未永年，特别是他的大伯和小叔，被肺结核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小学毕业以前，他母亲又因伤寒症而去世，临终前，母亲流着泪，舍不得自己年幼的儿女，却又无法留在人间。所有这些，在他童年的心灵中留下了很大的创伤，热切希望长大后能创造出普治国人顽疾的良药。小学毕业后，嵇先生考进家乡的松江中学（现为松江二中），在松江中学读书期间，一个偶然的变化使他进入化学的大门，同时也为他从事药物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年，他由松江中学初中毕业升入高中时，高中普通科突然改为化工专科，化学课程成了他的主修课。高一的重点课程是无机化学，内容比高中普通化学课深得多。他将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均花在钻研教科书和演做大量的习题上，遇到难题再三思考，不得其解时，便向老师请教。由于老师也是刚从普通科转来新教化工科的，对难题也不能立即解答，往往饶有兴趣地和他斟酌良久，方才找到答案。每当夜深人静，再三变换思路找出难题的答案时，他总感到无比的喜悦和兴奋，于是他真的爱上了化学，并从此决定了他的一生。1937年，他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了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化学系。就在入学前的暑假期间，抗日战争爆发了，中央大学被迫从南京迁往四川重庆，当年9月他从上海辗转来到重庆中央大学学习。战时的中央大学，学习和生活条件非常简陋，校舍建在峰峦起伏的山坡上，学生住在竹篱涂上黄泥的简易平房中，吃的是掺有稻谷的糙米。日本飞机还要不绝地轰炸重庆市。然而在凄厉的空袭警报声中，在日寇飞弹的轰炸声中，嵇先生没有停止学习，常常坐在防空洞的石头上刻苦学习大学期间的各门功课。那时，中央大学的老师时常教导学生“认真学习，让成绩超过东京大学，也是一种抗日。”在这种思想的鼓励下，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大学学业，获理学学士。1941年大学毕业后，嵇先生被介绍到成都电信器材修理厂从事电化学方面的科研和生产工作，后又在中央工业试验所从事油脂化学试验工作，担任技士。在成都工作期间，正是抗日战争的中期，生活比较艰苦，工作一月的工资，除吃饭以外的余额至多可买一双袜子。但他依然抓紧一切机会，努力学习，这为他以后到美国和英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47年，他考取留美公费实习生，到美国新泽西州的油脂产品厂实习。初进厂时，实验事主任先口试了几道有关油脂知识的题目，他都答对了，实验室主任惊喜万分，高声喊到“You are brilliant”。半年以后，他通过中英文教基金（前称中英“庚款”）留英全国统考，获得继续深造的机会。他从美国直接前往英国伯明翰大学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主修生物化学。伯明翰大学化学系的系主任Haworth教授曾因糖化学研究而获诺贝尔奖，因而该系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糖化学。他在Stacey教授（后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指导下，从事与链霉素有关的氨基糖化学的研究工作。因Stacey教授指导一大批研究生，给了题目后很难一一照顾。他抱着“学好本领报效国家”的信念，开始了博士论文的研究工作。严寒的冬夜，外国同学们都已在暖烘烘的被窝里进入梦乡了，而他仍搓着冻得麻木发僵的手脚，在灯下用功勤读；夏日的夜晚，同学们多因暑假而回家或旅游度假去了，他却依然在实验室忙于自己的实验。几乎所有的节假日，他都是在实验室或图书馆度过的。晚上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总要到闭馆时，管理人员催促，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三年的苦功没有白费，当他将自己的厚厚的博士论文《氨基葡萄糖化学的研究》和《Mannich反应》交给导师时，教授大为惊讶，因为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教授除了修改一些英文文字表达方式以外，对其中的内容没有做任何修改。看到他在三年时间内先于同班的英国同学做出如此出色的工作，高兴地对实验室的其他同事说“看不出，他平时不声不响，却独立完成了指定的课题”。他随后被校方聘任为医学院药理系博士后研究员，并担任部分教学工作，这为他今后的药物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刚到药理系参加系里的学术活动时，他感到很费力，因为毕竟刚刚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不易理解其新的概念和思路。通过不懈的努力，他很快掌握了新领域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开始进行神经系统药物的研究，不久即发现了一种局麻作用比普鲁卡因强十倍的新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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