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O产业
CRO即合同研究组织，是一种学术性或商业性的科学机构。研发者可委托其完成临床试验中的某些工作。一个全面的CRO可提供的服务包括临床前试验(如动物实验、体外组织实验)、临床试验及新药上市前后的其他试验。
企业逐渐接受CRO
药品的研发投入大、周期长、风险大，这些困难对任何一个药品研发企业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包括辉瑞、诺华这样的大型跨国企业。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合作，共享成果，共担风险。中国企业已经不再是这种合作的旁观者，而是备受瞩目的参与者。在日前举行的“CRO与国际合作论坛”上，一双双蓝色的眼睛告诉我们，世界药品研发市场需要中国。
CRO在20世纪80年代起源于美国。当时，随着美国FDA对新药研究开发管理法规的不断严谨和完善，使得药品的研究开发过程也变得更为复杂、更为耗时且费用更高。制药企业要在这样一个竞争愈加激烈的环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尽力缩短新药研发所用的时间，同时又必须控制成本和减少风险。CRO作为制药企业的一种可借用的外部资源，在短时间内可以迅速组织起一个具有高度专业化的和具有丰富临床研究经验的临床研究队伍，并能降低整个制药企业的管理费用。
据统计，1995年在美国52％的临床研究项目中有CRO参与承担了不同的工作。1998年，美国投入新药临床研究的费用达187亿美元，而其中35.5亿美元的工作由CRO承担完成，约占费用总额的20％。
随着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国内制药企业的研发能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近年来CRO也逐渐被国内企业接受。据了解，我国现在已经有一两千家从事CRO服务的公司。他们根据自己不同的优势，为不同层次的公司提供高度专业化的服务。如代理药品注册申请及临床试验报批、申报资料的翻译及准备、试验方案的起草和完善、研究者及参试单位选择、标准操作规程(SOP)的制定等。
CRO的出现，使全世界都参与到药品的研发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世界医药市场也变成了“医药村”。
借助CRO提升研发能力
万全药业CRO服务集团总裁宋雪梅一直从事CRO服务工作，对中国CRO的发展深有体会。她介绍说，一开始CRO传入中国只局限在临床服务，后来扩展到药品研发的整个过程，从化合物的筛选一直到药品上市后的推广服务。不管是临床前的实验室实验、临床试验还是药品的评审，CRO都不是主体，它担当的是申办者和临床前药理机构、临床试验机构或政府之间桥梁的角色。CRO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机遇来源于中国巨大的市场，药物研发企业在中国进行临床研究或国际多中心研究的主要目的还是看重中国的市场，这个市场上得出的数据能为他们将来在这个市场提供非常大的帮助，因此中国医药市场的增长是CRO行业增长的最大动因。
她认为，现在国内CRO行业的形势是一片繁荣中暗藏挑战。挑战主要来自跨国CRO企业进入中国，还有很多海归人带着巨大的资本和雄厚的国外管理经验在中国市场上寻找创业的基点。另外，国内其他行业的投资者也会看好CRO的发展机遇。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王晓民就曾表示医科大学可以成为很好的CRO，因为它有雄厚的科研实力和高质量的附属临床医院。
美国智元公司首席运营官陈文廷博士表示，CRO合作实际上是中外资源互补的过程，中国在提供低成本资源的同时，也吸收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同欧美药品管理机构打交道的经验。统计数据表明，到2010年外包研发支出将占到研发总费用的40％，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中国企业的资助研发能力也会随着外包的发展而提升。
国外看重中国的市场和资源
一家国际调查公司2005年调查结果显示，39％的跨国企业希望今后在中国投资，而愿意在美国投资的占29％，愿意在印度投资的占28％。这些跨国公司之所以青睐中国，正是看中了中国的潜在市场和庞大的可供他们利用的资源。
美国智元公司首席运营官陈文廷博士介绍说，世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给各国都带来了医药费用的压力，巨大的研发投入和越来越小的产出比例，这些因素都使得企业必须寻求在现有规模上增加产出、减小风险的办法。CRO的出现迎合了企业的需求。与CRO合作，企业可以专注于关键部分的研发，而以往要开发一些辅助技术需要很长时间，对于制药企业来说很不划算。通过CRO，可以利用其他公司的成熟技术，资源共享。欧美制药公司以前一直与当地的CRO合作，但随着成本压力增大，欧美CRO已经无法达到他们的要求，这些跨国公司转而将目标投向中国，寻求更低成本的开发。据统计，中国临床前试验费用只是美国的20％，中国还有大量的人才储备和疾病资源，中国传统的中医医学也是潜在的可开发资源。
动物模型是药物研发必需的资源。据统计，全球药品研发需要2000万的动物，其中90％是鼠类，猴子只占3.5％，也就是6万只左右。而猴子和人类有相似的免疫系统、月经周期等生理特征，以前的很多教训证实了从鼠类试验直接到人体试验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是不允许用灵长类动物做实验的，中国就成为灵长类动物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一些外国公司正是看中了中国丰富的实验资源，将相关的动物实验放到中国完成。
美国博际医药公司进入中国已经有3年的时间，总裁GlennRice认为中国有很好的科研队伍。但是他发现，中国CRO起步较晚，在很多方面还达不到西方国家的要求。在硬件设施方面，中国的实验室规模比较小，达不到GLP要求，在动物实验时使用的是塑料质的笼子。在软件方面，缺乏培训记录是普遍的现象，质量保证报告也不是特别准确，SOP经常会有修改，试验方案也会有很多偏差，试验动物的接收比较随意等。另外，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会制约双方的合作，包括时间观念、交流方式等。
外国企业除了关注CRO的软硬件水平，还关心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美国博钦律师事务所朱坚律师介绍说，外国公司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一直有偏见，70％的美国公司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是无效的。但是他认为，他们的顾虑并无必要。一方面，中国的法制在不断健全，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出台，1993年药品专利受到保护。曾经有过这样的统计，在北京法院审理的800多起知识产权案子中，中国对中国和外国对中国的胜负比例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在药物的研发过程中可以看到，开始1年时寻找新的化合物，在第4年的时候能够拿到专利，随之进入临床前试验，在第8年进入临床，平均到第12年才能拿到FDA的上市批准。所以从CRO角度的保护是第1年，而平均250个化合物中只有1个能获得FDA批准，真正需要考验中国专利保护的有效性是十几年之后的事情，那时中国的专利保护会是非常完善的。(健康报)
我国《药品法》、药品临床管理规范（GCP）、实验室管理规范（GLP）、《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管理法规的颁布实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药品研发全过程监管力度的增强，审评过程越来越科学严谨规范，均标志着我国药政管理正在日趋国际化。
CRO这种以合同的方式为制药企业和研发机构在药物研发过程中提供专业化服务的产业，正是迎合了上述市场的需求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必将成为中国制药和新药研究企业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
在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制药业，拥有创新药品是企业竞争制胜的关键。全球药物研发投入的资金正在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每研发一个创新药物平均需要12年的时间和3.5-8.5亿美元的资金。如此昂贵的开发成本，使得每个企业都在寻求如何能够降低研究成本和缩短研发时间的渠道。与CRO公司的合作正是国外制药企业为达到这一目的所选择的方法之一。CenterWatch公司预计：美国所有II期和III期临床试验项目中，有CRO参与的占2/3。CRO服务的全球市场2002年约78-98亿美元，并以每年20-25%的速度增长，到2005年可望达到163亿美元，但其主要在美国、欧盟和日本。一些大的CRO公司的增长率高达45%。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CenterWatch公司指出：12年来，新药开发的时间首次开始减少，CRO的高效力服务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根据Barnett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报告：ＣＲＯ承担的项目与申办者承担的项目所需时间相比，大约可以节省１／３-１／４的时间。在这些国家的ＣＲＯ也已将其服务扩展到药物发现、临床前研究、药物经济学、药物基因组学、信息学、临床文件、政策法规咨询、生产和包装、推广、市场、产品发布和销售支持以及商业咨询等诸多领域。
全球ＣＲＯ行业的前景是令人鼓舞的，也不乏世界医药行业的著名人士对中国的医药市场和新药开发的前景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ＣＲＯ企业要想发展所必须面对的很多问题。例如：在低研究预算情况下如何高质量地完成研究？在试验后评价的情况下，如何减少试验方案的设计风险？如何提高培训能力，解决人才缺乏的问题？如何增加企业凝聚力，解决人才流失问题？如何解决在国际多中心试验中，无法与其它国家同步竞争入组的问题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政策法规和管理的完善、国民经济和医药市场的发展、更需ＣＲＯ企业自身对中国各项管理法规的精确理解、专业技术的掌握以及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经验的积累、管理的加强及效率的提高等。
尽管ＣＲＯ是技术服务企业，具有技术、经验和效率等行业特点，但并不意味着是ＣＲＯ就一定具备这些能力。制药和药物研发企业对ＣＲＯ的评价、选择和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获得高效和高质量服务的保证，也是促进ＣＲＯ企业健康良性发展的外部环境。
中国ＣＲＯ同行应共同努力，行业自律，利用项目和技术人才集中的优势，建立技术交流平台，为国外先进的药物研发技术和产品进入中国和帮助国内制药企业、药物研发企业了解、掌握和遵循国际规范铺路架桥，共同发展。相关链接
关于ＣＲＯ
CRO指“合同研究组织”，是指以合同的方式在新药研发过程中提供药品研究技术服务的学术性或商业性科学机构。不同的CRO根据其技术特长和能力提供不同的高度专业化服务，如药物的发展、临床前研究、药物的安全性评价、药物基因组学、药物经济学、Ⅰ-Ⅳ期临床试验、试验设计、研究者和试验单位的选择，监查、稽查、数据管理与分析等领域。CRO的专业化服务范围广泛，服务内容十分具体，可以满足药品研发企业的不同需求，降低制药企业的研究成本，使制药企业的发展如虎添翼。
从上海张江起步，到北京中关村，短短三四年时间，合同研发机构（CRO）在中国火爆兴起，并迅速形成一个新兴产业。
目前，为全球领先制药企业提供专业化学外包服务的上海药明康德公司，在天津的新基地正式投产；一些大学和大医院成立了专门的CRO，为国内外制药企业提供新药临床试验服务；原来的中介型CRO面临生存挑战。中国的CRO产业，其未来激烈的竞争场面已部分呈现。
随着跨国制药公司将中国CRO纳入其外包范围，中国逐渐融入了全球药品研发体系。我们对于CRO的期待是，通过为全球领先制药商服务，摸索、积累继而走出一条新药研发之路，尤其是最为薄弱的化学药研发领域。
东移到中国
CRO于上世纪80年代初起源于美国。随着美国新药研发管理法规的不断完善，新药研发过程变得更为复杂、更为耗时且费用更高。由于临床前实验和临床试验费用占据了整个研发费用的2/3，制药企业不得不借助外部资源减轻费用和缩短时间。而CRO可在短时间内迅速组织起一个高度专业化、具有丰富经验的临床研究队伍，并能降低制药企业的管理费用，为制药业提供技术支持和专业化服务。CRO正是社会分工专业化和风险平均化的产物。
数据显示，1998年以来，全球制药业研发外包比例均超过22%，2005年达到24.7%，总金额达到163亿美元，预计到2010年将达到360亿美元的规模，年均增长率达到16.3%。
一方面全球药品研发外包市场在扩大，一方面新药发现越来越困难，研发成本大幅上升，跨国药企纷纷将研发东移，在中国相继设立研发中心。这样的背景直接促使了中国CRO的诞生。
业界认为，当前我国制药业所处的阶段与美国上世纪80年代初颇为相似。日趋严格的新药审评制度使得新药开发中技术含量日益增加，对临床试验设计和实际操作的要求更加严格，所需投入也更大。
不仅是跨国企业，国内制药企业对研发外包也有诉求，中国的研发外包市场潜力可观。中山大学医药发展中心总经理凌翔告诉记者，我国自1月1日起推行《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简称GLP），新药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研究必须在经过GLP认证、符合GLP要求的实验室进行，GLP认证平均投资要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中国绝大部分企业无力投资，只能选择外包。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常务副会长于明德将目前中国的CRO归纳为3类：第一类是生物外包，业务包括蛋白质、基因工程中间产物及现代生物技术；第二类是化学外包，业务包括药物前体发现、筛选与合成；第三类是临床研究外包，集中在北京和上海区域。
“还有一个小类，是专门从事植物药的分离、提取和纯化业务。跨国公司对植物药很感兴趣，带动了这方面的外包业务。”于明德说。
京沪主力军
上海张江药谷聚集着大大小小30多家CRO，并初步形成了涵盖新药研发各阶段的外包服务链，服务对象以跨国制药企业为主，真正意义上的中国CRO起步于此。
张江第一家CRO“开拓者”确实成为了这个新生产业的开拓者。2002年，“海归”惠欣回国创业，依靠10万元初始资金在张江创建了“开拓者化学”。当时美国礼来正在国内寻找研发外包公司，惠欣抓住了这个机会，“开拓者化学”顺利获得了美国礼来的合约。礼来的合约使创立不久的“开拓者化学”迅速稳固了规模和品牌。此后，来自欧美的订单源源不断地找到了“开拓者化学”。2003年4月，惠欣成立开拓者生物医药，并在旗下设立“睿智化学”。凭借“开拓者化学”积累起来的服务经验，“睿智化学”的成长势头十分迅猛，目前年收入大约5000万美元。
在拓荒牛中还有药明康德。与“开拓者”相比，药明康德后来居上，它从4年前的一个小公司，快速成长为全国最大的研发外包企业。据了解，药明康德目前已超过3亿元的年服务收入，为70多家欧美及日本客户服务，客户包括世界前20名药企中的18家以及前10名生化制药公司中的8家。药明康德总裁李革凭着留美经历和多年跨国制药公司的工作经验，积累了广泛的资源。目前药明康德专注于化学外包，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提供从发现药物前体到最后吨级合成工艺每个环节的研发服务。 随着跨国公司外包业务量的增长，张江在悄然间冒出了几十家CRO，并已成为跨国药企中国研发中心的聚集地。
上海起步之后，北京紧随其后，并成为中国拥有CRO最多的城市--仅仅中关村就有至少40家CRO。
目前CRO的业务涵盖了几乎所有外包环节，甚至包括药政注册服务。在本土CRO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万全科技旗下的万全PDS和万全VPS，前者正致力成为亚洲第一家从普药到创新药的完整新药研发外包服务机构，后者则是目前国内惟一一家提供临床和临床前研究综合性外包服务的CRO，包括了药政咨询、注册服务。
此外，跨国药企研发东移也带来了一些跨国CRO。全球医药临床研究领域排名第一的昆泰公司（Quintiles），已在北京设了分支机构。虽然目前昆泰在中国的业务集中在临床药理检测环节，但其所瞄准的无疑将是整个临床研究外包领域。其余跨国CRO中还包括了科文斯（Covance）、MDS和保诺科技。合资型CRO公司，如北京凯维斯，目前在中国不超过10家，服务对象以小型跨国公司及大型本土企业为主。
业内认为，CRO的兴起，将对中国制药业的发展起到助推作用，使国内企业能够更专注于核心业务，而国际化的CRO还能帮助国内的企业实现国际化。于明德强调，本土CRO主力军，能够凭借为全球领先药企的外包服务，积蓄起自身新药研发的经验，从而为将来建立自身原创药物研发打下基础。
行业人士认为，未来CRO将往两极发展，一种是高端研发路线，另一种则停留在同质化竞争层面。药明康德、开拓者等都冀望通过为跨国公司提供研发外包服务机会，培育自身的新药研发体系，从而为未来转型从事新药研发做准备。
2007年5月，桑迪亚和同在药谷的另两家企业--联友药业有限公司、华大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结成了国内第一个CRO（研发外包）服务联盟，而就在这个月，桑迪亚和联友药业宣布了合并，让这个联盟变得“亲上加亲”。
按照联盟的协议，在进行市场推广和接订单时，如果其中一家接到制药公司的外包订单，它就有责任也有义务向这家药厂推荐另外两家合作伙伴的服务项目。而最终，三家结盟的CRO企业共同完成从先导化合物合成、优化，直至临床试验用药的中间体和原料药开发的新药研发外包过程。
融入全球产业链
事实上，CRO联盟的产生对于竞争已如火如荼的CRO市场来说，已是一种必然。
对于国际制药企业来说，药品研发需要耗费巨大资金和时间，且药品前期开发的风险性相当之大，也相当繁琐。数据显示，美国制药公司平均每个新药的研发成本从1987年的2.31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8.02亿美元，到2004年更是高达14亿美元。为了降低成本，国外企业采取的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部分研发项目转移到中国、印度、俄罗斯等低成本国家，即研发外包，而这些国家的研发成本只有美国的1/5到1/10，而且科技人才充足。
而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在化学药物的合成、中药的提取方面，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这是许多国外公司把药物合成、提取转到中国来做的主要原因。但目前我国新药研发主体错位，体制和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内药企创新能力的发挥。这样国内药企必须采用与外资合作等方式，才能完成研发目标。
于是，2000年之后我国的CRO企业发展得非常迅速，短短五六年的时间，仅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内，就聚集着大大小小30多家研发外包公司。而同样，来自印度和东欧国家的诸多CRO企业，也给中国CRO企业带来了竞争压力。
而国外企业如今在挑选CRO合作伙伴时，集中度已越来越高。此前，美国默沙东在最初挑选国内CRO企业时，曾经采取了广为撒网的方式，先后用了30余家企业，但目前，其已经固定于4～5家企业之中。而国内CRO企业的价格、服务、专业程度等都成了对方挑选的参考条件。
然而，目前不少CRO企业的业务领域集中在低端市场，为了争夺客源，他们之间开始打起了激烈的价格战，靠不断压低价格的方式来吸引客户，这也让部分小公司的生存受到了威胁。
“中国需要有一批像我们这样的公司或联盟来带动和引领市场，我们要向全世界的客户递送这样的信息：他们到中国来寻找CRO伙伴，不光只有价格，其实更重要的是人才和资源。”王晓川说。
联盟背后的忧患
然而，联盟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结合，更关键的是，如何能在管理上去保证整个联盟的完整性和完善性，这是桑迪亚和另两家公司必须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
早在去年8月，在政府的推动下，北京中关村22家合同研发机构曾成立了中关村CRO联盟，后又有10家公司加入。而当时，各方都曾期望这样的联盟能让CRO企业从单打独斗转为分工合作，为中关村园区生物医药企业走向国际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
可是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中关村CRO联盟并没有达到当初设计的目的。而这一联盟并不是一个商业概念上的市场联盟，成员单位各自接订单和发展业务，所以更像是一个半官方性质的行业协会。
“CRO联盟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并不等于强。”王晓川说。其他业内人士也提醒说，联盟的企业之间最好互相熟悉并有相似管理理念，否则容易出现一家企业的失误而影响整个联盟声誉的事情。
“CRO在西方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从最近15～20年的经验来看，整合是一个大方向。”美国博乐集团中国区首席代表王健指出，全球CRO领域50%的收入，集中在最大的6家企业中。博乐集团是一家专门投资医药领域的投资集团。
此前，全球排名靠前的几家医药外包公司都曾经和桑迪亚进行过接触，并表达了自己的收购意向。但"我们的投资人IDGVC说，国内CRO领域还没有一家成气候的公司，因此不要把目标定的太低"，唐明说。
CRO市场商机诱人
CRO(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直接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合同研发组织”，一般称之为“生物医药研发外包”，即以提供药品研发专业技术为盈利模式，通过与各大药企合作研发，获取可观的利益回报。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常务副会长于明德介绍，一般来说，研发一种新药需要10年左右时间，每年投入1亿美元，总共需要10亿美元左右，而近年来新药研发成本还在大幅上升，预计到2010年，一种新药的研发成本大约是15亿美元。巨额的投入和越来越长的开发周期使制药公司或研究机构很难单独完成一个新药的整个创新过程，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新药研发与临床试验外包到开发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这是缩短新药研发周期、实现快速上市的捷径。
医药研发的外包催生了一个巨大的CRO市场。据统计，2004年全球制药业CRO市场规模达到14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美国是CRO产业最大的市场，2004年其市场规模约在80亿美元左右。近年来，美国大型跨国公司的研发外包服务已逐步向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转移。流向这些地区的订单2004年达20亿美元，预计2008年前可达到60亿美元。
据了解，目前中国的新药研发公司数量超过2000家，大部分都是以承揽简单改剂型或仿制药品为主的小型研究所。随着国家政策调整，这些将已有国家标准的药品通过更改剂型、规格等方式开发新药的路子正被堵死。而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研发外包服务业务的不断增加，使中国新药研发企业看到了一个新的、充满商机的市场。
专家估计，目前我国CRO业务的市场规模应在80亿元左右。但据调查，目前国内CRO业务的实际规模不到5亿元，这说明国内CRO业务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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