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22]【历史学】中国科举制度研究的最新成果
中国科举制度研究的最新成果——读王炳照、徐勇主编《中国科举制度研究》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项考试选官制度持续达1300年，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科举制度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深化对中国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的认识，而且可以总结它作为一种考试制度，长期形成的稳定的运行机制中的经验教训，为今天的考试管理和人才选拔提供借鉴。鉴于科举制度的重要地位，它一直是中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近代以来已积累了极为可观的学术成果（详请参见何忠礼《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制度史研究》，载于《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从总体上来看，这些成果以对制度的描述居多，深入分析者少，高度和深度均嫌不足。河北人民出版社最近推出的由王炳照教授和徐勇教授主编的《中国科举制度研究》（以下简称《研究》）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
全书共分十章，各章均由对相关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撰写，如第七章的作者吴霓博士长期研究私学问题，著有《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及《中国古代私学与近代私立学校研究》等；第八章的作者王炎平教授对科举与社会风气问题早有《槐花黄，举子忙：科举与士林风气》一书问世；第十章作者徐勇博士对中国古代官学及元代书院等教育史的重要问题及教育史文献均有深入精到研究。这样一支精干的高水平作者队伍，为本书的质量奠定了基础。。
该书第一章“从察举制到科举制”从对汉魏以来选官制度嬗递的考察中，以考试为线索，得出了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一脉相承的内在关系，探讨了南北朝时期科举制萌芽的表现及原因。
第二章“科举制度演变的外部条件与内在机制”则分别从内外两方面探讨了科举制的演变规律，指出科举制度的变革既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关联，也受大规模教育考试的发展规律的制约。它是教育内外部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
第三章“科举制度与封建中央集权政治”从科举制度的政治性质出发，探讨了科举和政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密切关系。
第四章“科举制度与独尊儒术的封建文化”从纵的角度探讨了科举制度与独尊儒术的封建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和科举制度对儒家文化的消极影响。
第五章“科举制度的规范化与程式化”从科目设置、考试范围、考试内容、考试方式、考试组织、周期与时间、考试机构、科场规范、考试范本——八股文和试帖诗等方面论述了科举制度作为一种考试制度走向规范化与程式化的历程。
第六章“科举制度与官学教育”论述了科举制度与官学教育间对立统一的关系。对于二者之间的矛盾，历代统治者都试图通过改革加以调和，直到明清时期官学沦为科举的附庸，完全被科举支配。
第七章“科举制度与私学教育”则论述了以下三个问题：私学通过科举制度被纳入了国家人才库；科举考试内容与私学教育内容的对立统一关系，正是其中的相异之处显示了私学存在的意义；科举的触角伸到了教育的每一个角落，蒙学教育也不例外，其出现、发展和兴盛无不打上了科举的烙印。
第八章“科举制度与社会风气”是书中考察较深入、分析较透彻的一部分，论述了科举制下的社会风气，包括士庶关系、等级特权意识、婚姻家庭关系、读书风气、学风和文风等的变化。
第九章“改科举、废科举和兴学堂”从科举制度与现代教育的冲突入手，叙述了近代西学冲击下科举制度与现代教育此消彼长及科举制最终被废除的历程。
第十章“科举制度总的评价”针对对科举制度是非功罪评价不一的三个焦点问题，即科举制度是否真正体现了公平和公正、科举制度对中国学风的影响及其是否能选拔出合适的人才展开论述，阐明了科举制度的进步意义，并对当前围绕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展开的争论进行了评述。
从全书来看，《研究》一书主要有以下优点：
第一，结构合理。鉴于学术界对科举制度的研究已有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作者避免了这些成果广泛采用的以时间为序的论述方法，而是采用专题的形式。全书十个专题几乎遍及科举制度的各个领域，包括其起源、演变的历程，其对政治、文化、社会的影响，既有纵向地对历史进程的叙述，也有横向地深入分析，既有分论，又有总结，合理的结构为问题得到充分有力论证提供了保证。
第二，材料丰富，论证深入，史论实现了较好地结合。这是衡量史学著作的重要标准之一。《研究》一书就是一部这样的优秀著作。书中材料来源丰富，除正史、政书等研究制度史的基本史料外，经书、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史书、诸子、野史、笔记、谱牒、文集、古典小说、方志、近代报纸和杂志等均在作者搜罗之列。第十章的作者更是结合自己对蒙学的深入研究，在文中引用了大量比较罕见或少有人关注的启蒙教育读物和民间教育读物，如《传家宝》、《改良绘图解人颐》、《益笺补》、《安乐铭》、《甚么话》等。在丰富史料的基础上，作者有说服力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实现了史论的较好结合。《研究》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即对定量分析的重视。如第62页对历朝总人口与录取进士数之比例的表格的引用，第268页对唐会昌五年国子监及各府州县学举送明经和进士名额的统计及相关分析，第299页对明代科举中第者是出自乡村还是城市的分析，第395页对唐长庆元年进士出身的分析都运用了定量分析的方法，使论证更加充分有力。
第三，作者视野开阔，充分注意了此前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研究》的作者充分注意了20世纪科举制度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清末商衍鎏等亲身经历过清末科举者的回忆史料，也有近20年国内学者厚积薄发的成果。最值得注意是《研究》一书的作者对国外学者成果的重视，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科举》和《中国的考试地狱：中华帝国的科举制度》，荒木敏一的《宋代科举制度研究》、西方学者贾志扬（John Chaffee）的《宋代科举》、李弘祺（Lee, Thomas Hung-chi）的《宋代的官学与科举》、弗兰克·沃尔夫冈（Wolfgang Franke）《传统中国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废除》、何炳棣（Ho，Ping-ti）的《中华帝国的成功阶梯》等。由于文化教育背景及知识结构的不同，海外学者的研究无疑可为我们提供新的观察视角。由于对此前的研究有充分的了解，站在先人的肩膀上，《研究》一书对科举制度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如第七章科举制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学术界对官学和书院的科举化已有深入论述，而对蒙学逐渐被科举笼罩、支配尚罕有论述；再如第十章中对长期以来遭到猛烈抨击的以诗赋和经义考试选拔人才的方法，作者从中国传统政治和文化的同一性加以说明，令人信服的说明了科举制度以诗赋和经义选拔人才具有的合理性。
第四，理论方法上的创新可为我们提供借鉴。如第三章在论述科举制度与封建中央集权政治的关系时，运用了发生学的理论，作者以此讨论科举制，“其意并不在考证科举制度的起源，所关注的是隋唐王朝推行科举制的指导思想及历史背景” （见该书第89页），并由此得出结论：科举制是克服和改革两汉魏晋南北朝选举制度弊病的产物。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的产物。这就较好地说明了科举制度与封建中央集权政治的关系。该书注重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制度史，也是极为突出的一点，如第94页对政府官员出身的叙述，第105页论述科举制度对落第士子心灵的打击及对其生活道路的影响和第八章对科举制度下的士庶关系演变、人的价值观念、婚姻家庭关系的变化等的研究都具有了社会史的性质。
第五，《研究》一书具有强烈的史鉴倾向，注重揭示规律性的东西，总结经验教训，以求对今天的人才选拔制度和考试制度提供借鉴。史鉴倾向贯穿全书，这里仅以第十章中关于科举制度与应试教育关系的研究为例加以说明。当前有人认为科举制度和当今的高考、联考都使教学围绕考试进行，进而提出“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概念，并将二者对立起来，通过肯定素质教育和否定应试教育，试图全面否定传统的科举制度和现今的高考与联考，作者针对上述观点和行为，鲜明地指出：科举制下的传统教育并非纯粹的应试教育，必要的考试是提高素质的重要保证，素质低下并非因考试造成。作者的观点对于提高和加深今天我们对教育的认识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全书最后指出：“我们的社会缺少公平,也缺少竞争,更缺少公平的竞争,只是在传统的科举考试中,才体现了这种极端珍贵的公平竞争。我们只有珍视它,发掘它,从中提炼出对我们民族有益的成分,来滋养、完善并发展我们现今的高考,并以这种公平公正的竞争方式,锻炼我们民族的竞争能力,提高我们民族的素质,使中华民族在已经来临的全球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见该书第484页）
金无足赤，《研究》一书也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
第一，有些地方尚可进一步引申和发挥。如关于科举制度对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家的影响，本书只是在第58页有简单叙述。对中国科举制度与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关系，书中仅在第59页有一段提及，其实对此完全可单列一章进行论述。再如《研究》第九章只是从科举制度的教育功能着眼，分析了科举制度与现代教育的冲突及其改革的历程和被废除的命运，并认为“现代教育的生长、发展，真所谓‘科举一日不停，学校一日不兴’”（见该书第380页），此处姑且不论仅以教育视角出发得出的这一论点是否准确，只是想指出科举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多方面的功用，清末废止科举基本上只考虑了其教育功能，而未考虑其他功用并试图加以弥补，这就如同泼洗澡水时将孩子也泼掉了一样。如科举制度可作为选官制度，在其被废除后，由之形成的作为四民之首的“士”群体被逐渐消融，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罗志田先生对此有精辟论述，请参见其《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一文。何怀宏先生在《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第三编第三章也有论述。
第二，书中的个别结论仍有可商榷之处。如第150页和第200页追溯八股文的渊源时，称其“可以溯源到宋之时期的经义”，“经义”是当时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之一，而八股文只是一种文体，可见前面的叙述存在逻辑上的错误。如果追溯八股文的渊源，那应为宋代经义考试的文体——时文，当然时文不仅限于经义考试，在论及医学考试的脉义和假令论方义等中都有应用（参见朱瑞熙《宋元的时文——八股文的雏形》，载于《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
第三，由于《研究》一书成于多人之手，书中注释的格式极不统一，这里仅以对《宋会要》的注释为例加以说明。第76页注①为“《宋会要辑稿》卷一万六百四十一《选举》三之五”，第179页正文中为“《宋会要辑稿》一百八册《选举三·科举条制》”，第195页注①为“《宋会要辑稿》一百八册《选举三之九》”，第225页注①为“《宋会要》卷三《选举》”，第260页注①为“《宋会要辑稿·崇儒二之三》”。除去格式不统一的问题外，其中还存在因对《宋会要辑稿》体例不清导致的错误，第76页注中的“卷一万六百四十一”根本不是《宋会要辑稿》的卷数，而是借以从中辑出该书的《永乐大典》的卷数；第225页注中的“《宋会要》卷三《选举》”也是错误，此处应为“《宋会要》选举三”，而非《选举》位于《宋会要》卷三的位置。以第195页注为例，宋史研究者对于《宋会要辑稿》引文的标注方法通常为“《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九”。注释格式不统一的例子在书中还有一些，此处不再赘举。
第四，引文校对不精，其中第六章错误较多，下面略举数例。第220页第10行“亦志于仕禄而已”应为“亦志于禄仕而已”，第11行“顾其所学经术讫不得一施”应为“顾所得经术讫不一施”；第225页第4行“而三岁设科”前漏一“然”字，第7行“而奖进人才” 应为“而奖进于人才”，第8行“宜今两制、两省、侍制以上” 应为“宜令两制、两省、待制以上”，第8行“异议纷然” 应为“异论纷然”；第230页第11行“官员教育的内容” 应为“官学教育的内容”；第231页第17行“从之者甚从” 应为“从之者甚众”；第243页倒数第1行“后生晚进”后漏“既无进望”四字。
以上缺点，或许会给人吹毛求疵之感，但这只是为了精益求精。虽存在以上缺点，但瑕不掩瑜，《研究》一书仍不失为科举制度研究的成功之作，其出版必将大大推动科举制度史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size=4][color=red]（欢迎大家就科举制度进行讨论，同时也可以反思一下现在的教学制度，发表自己的看法----voff12)[/color][/size] [学术]科举制度中的公平竞争 黄留珠 中华读书报
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不论从何种视角去考察，其重要性都是毋庸置疑的。故而中外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也一直摆放在十分显著的位置上。在众多的研究成果当中，由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推出的王炳照、徐勇主编的《中国科举制度研究》一书（以下简称《研究》），是颇具特色的一部研究专著。
该著不同于大多数科举制度研究专著的时序论述法，而是采用了专题研究的形式。诚然，《研究》并非第一部专题性探讨科举制度的专著，但它却堪称迄今最为全面和最为系统的一部专题性论著。全书共分10个专题，做了颇有说服力的论证。这些专题几乎遍及科举制度研究的各个领域。尤其首题和终题，更反映出编著者的良苦用心。前者展现了历史发展的线索，后者实际是全书的总结。如此的布局结构，于横向分析的同时兼顾到纵向的演进历程，于专题分论的同时亦含总论式的鸟瞰，可谓匠心独运，思虑周全。
大家知道，一部好的史学研究专著，必须史料丰富翔实，史论结合，在吸纳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自成一家之言。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研究》应该说它基本上达到了要求。该著除依据正史、政书、实录、会要、类书、子书等资料勾画主干外，还广泛采用了各类野史、笔记小说以及谱牒等材料，取材视野相当广泛，爬梳实证亦颇见功力。全书在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大前提下，又多方面借鉴运用了当代世界人文社科的新理论，从而大大丰富了论证。书中征引的中外关于科举制度研究的成果，多达数十种，基本涵盖了这一领域内的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至于其独到的见解，亦多精彩之论。如对世人多所诟病的以诗赋和经义选拔人才问题，书中用中国传统政治和文化同一性的观点做出的新诠解，便是适例。
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无疑是《研究》一书显现的最大亮点。特别是关于科举制与应试教育关系的研究，重心直指当今的教育现实，最能体现鉴古知今的意义。作者指出：“我们的社会缺少公平，也缺少竞争，更缺少公平竞争，只是在传统的科举考试中，才体现了这种极端珍贵的公平竞争。我们只有珍视它，发掘它，从中提炼出对我们民族有益的成分，来滋养、完善并发展我们现今的高考，并以这种公平公正的竞争方式，锻炼我们民族的竞争能力，提高我们民族的素质，使中华民族在已经来临的全球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应该说，这是《研究》一书古为今用的画龙点睛之论。
总之，《研究》一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加强理论分析与学术性探讨，注重宏观概括与微观分析统一，力图呈现科举制度全貌，给科举制度一个接近真实的评价，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确实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与学术价值 yingying，谢谢分享！
能否将此书上传（e-book),1 个威望奖励。 科举是中国官制史上的巨大进步
赵铁信
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他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历经唐、宋、元、明、清。根据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6O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整整绵延存在了1300周年，在国内外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从中国的官制史上看，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和巨大进步，也有人认为是一次深刻的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曾采用过各种方式，建立过各种官吏制度选拔其所需要的人才。夏、商、周采用的是“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均为血缘世袭关系，难以得其优秀人才，其结果是“龙生龙，凤生风”老百姓的儿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汉朝的“察举”和“征辟”制替代了世袭制，由州、郡地方长官向朝廷举荐人才，经朝廷考察后授其官位，或由皇帝特诏选任官吏，这自然是一个进步。但仍是地方长官的意志和朝廷的意愿，人为因素很大。由于掌握选官大权的官僚们注重门第，官官相护，朋比为奸，徇私舞弊，出现的严重问题是：“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出身底层的好人才还是不能被选拔上来。魏晋南北朝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由政府选派有声望的官员到州、郡任大小中正，品评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等第。各州大中正，各郡中正官将其所管辖的地区的人才品德和家世定位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以推荐给朝廷，任用官职。这在当时多少改变了州、郡地方长官随意左右，为所欲为，受贿营私的状况，到是选拔出了一些比较有才能的人进入仕途。但是，中正官到后来却完全被世家大族所把持，“九品访人，唯问中正”，实际上已成为大地主、豪族势力控制选官的工具。家世、门第成为评定官品的唯一标准。从而出现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局面，中小地主只能做些小官，平民百姓均被拒之官场之外。
从隋朝至明清的科举制度，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彻底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改革和否定。给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他们—一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成为统治阶级的栋梁之才。北宋的吕蒙正自幼遭不幸，被其父将母子二人赶出家门长期居住在一个山洞里过着饥寒生活，他则发奋读书而高中状元，极善理政治国，成为宋初名相。范仲淹自幼家贫，进土及第后官至宰相，大有作为，享有“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范仲淹字希文）的盛誉。南宋状元文天祥的先祖未曾做过一官．父亲只是一个普通读书人，一家人长期身居低层，他入仕后，丹心报国，壮烈就义，成为千古传颂的民族英雄。清代乾隆年间的陕西状元王杰和清末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都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父母都是种田人。王杰在朝为官40余年，身为嘉庆帝师，官居高位，刚正廉洁，一尘不染，伸张正义，最恨邪恶。嘉庆皇帝惩办贪官和绅时，王杰是主审官。王杰是后世公认的乾、嘉两代名臣。王杰晚年告老还乡，嘉庆皇帝对他的称赞是：“直道一身立庙廊，两袖清风返寒城”。倘若没有科举制度，这些布衣草民们是根本不可能登上龙门，身居高位的，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在漫长的1300年的科举制度中，曾产生出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隋唐以后，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与科举考试有着不解之缘，都有过科举生涯，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的是极少数。科举产生出了一大批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众多有杰出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诗人、学者、教育家、科学家、外交家等等，如唐代的孙伏伽、王维、张九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颜真卿、柳公权、白居易，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朱熹、包拯、寇准、张九成、张孝祥，明代的杨慎、康海、汤显祖、张居正、海瑞、徐光启，清代的纪晓岚、刘墉、郑板桥、翁同和、洪钧、钱大听、林则徐、张謇、蔡元培等文化名人都是出自状元、进土和举人之中，都是中华民族的英才。
1300年的科举制度几乎占据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五分之三和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历史之长，影响之大，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它对于祖国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各民族的团结和融合，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建设，特别是对儒家文化和古代教育的促进和发展都曾产生过巨大作用。我国的科举制度从宋元以后东渐西传，越南、日本、韩国、朝鲜，在其国内都较长时间仿照中国推行过科举制度；法国、美国、英国等国家的选拔官吏的政治制度也都直接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的作用和重要影响。西方现代的文官选拔制度、我国现代的教育制度和干部选拔制度都是中国科举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孙中山先生曾充分肯定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五权宪法》）。西方人将中国的科举制度称之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它无疑对中华民族，对全人类都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中国的科举考试内容到明代以八股文为主，即“八股取仕”。它逐步成为僵化模式，特别是到晚清时成为严重束缚知识分子的枷锁，暴露出种种弊端。因此，吴敬梓才写出了《儒林外史》这部讽刺科场的不朽名著。到清朝末年，在封建社会制度行将灭亡之际，发生了戊戌变法，“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已成为历史的必然。1905年清政府颁布了停止科举的上谕。从此，1300年的科举制度宣告结束。 hen hao 1ke xi xian zai bei shuo de yi wen bu zhi ! 谢谢楼主分享!很好! 我看看，搂住辛苦了 [s:109] [s: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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