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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对于民营医院来讲，是“难以形容的一年”。在医疗体制改革的争论中，医疗行业被一次次推到了火山口，民营医院也在一波波质疑声和指责声中艰难前行。

    初创者的艰难

    1月12日的北京下起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在一间25平方米左右的双人病房里，19岁的北京姑娘赵丹独自躺在病床上，注视着窗外飘落的雪花。她是一位白血病患者，由于没有医保，去年11月底经人介绍，来到位于北京南城里仁街胡同的这家两层灰白色小楼——北京康桥医院进行住院治疗。

    这是分布在北京大大小小2000多家民营医院中的一所。临近春节，各式节日剪纸已经贴上了拥有8间住院病房、16个床位的住院部，一派红火、热闹的样子。然而准确地说，起码在1月12日这一天，这里的住院病人只有赵丹一个人。

    “这儿最多时曾同时住过5个人，”赵丹告诉记者，“快过年了，很多人都回家了。”虽然如此，赵丹表示自己生活得并不孤单，病房里的绒布娃娃、25英寸彩电以及隔壁房间的热水淋浴设备可以保证她的生活不比家里差，何况这里的5名护士早已成了她的朋友。

    然而“5个护士，1个病人”，这样的场景，还是与记者所熟悉的医院差别太大。

    30岁的赵冬梅是康桥医院的5名护士之一，此前在河南鹤壁市一家公立医院工作。“这里的床位费为每人每天30元。”她告诉记者。而就在康桥医院以北1公里的公立三级甲等医院宣武医院，相同档次的病房价格是120－200元。虽然价格优势如此巨大，但医院的生意仍十分惨淡，赵冬梅介绍，目前医院每天前来就诊的患者平均只有二十几人，每天的收入只有两三千块。在公立医院，这一数字甚至还不够一个心血管疾病患者的药费。

    目前赵冬梅的月薪是1000元左右，由于医院负责食宿，日子还勉强过得下去。然而在医院副院长史和平看来，自去年8月份试营业以来，医院不见起色的现状实在让人忧心。

    康桥医院成立于2005年8月，根据相关部门的规定，一年之后（2006年8月）才能成为北京市一级医院，目前还处于试营业期。与很多初创的民营医院一样，即使是没有赚头，“平价”、“便宜”还是成为了其争取顾客、打出品牌的不选之选。

    记者了解到的一个细节是，为了吸引顾客，目前患者来这里就诊医院不收挂号费，直接由一个导购员式的医院工作人员领进相应的科室。妇科检查等检查费用也予以减免。即使是这样，记者在医院的1个小时时间里，前来就诊的患者也不超过3位。

    史和平介绍，医院成立以来，做过腹腔镜和卵巢囊肿手术。以卵巢囊肿手术为例，手术规定总费用“包干就是4000块钱，其他住院时间、用什么药都不收钱，在北京市场的公开定价上，公立医院光是做手术就是6000块钱。这样，价格上比国家公立医院便宜2000块钱左右。“亏也亏不了，但没钱赚，从公立医院请来的医生要给钱，请个麻醉师也要500块钱。”

    在医院支出方面，300多万元的设备投资、每年100万元的地皮租用费、再加上40多名员工的工资，医院整个投资在800万元左右。

    “赢利？现在想都不要想，这样下去一年亏200万元以上是肯定的，如果不能在专科定位或者病人定位上有所突破，肯定是没办法生存的。”望着空荡荡的一楼门诊大厅，史和平无法讳言医院经营的艰难。

    “要是几年前，两三年就能收回投资。现在民营医院批了很多，国家又没有区域规划，只要有关系就开，竞争得很厉害。一些民营医院不良行医的行为影响很坏，媒体负面报道很厉害，民营医院经不起折腾了。”

    这个出生在上海的中年男人在江西奉新县医院当了11年的院长，5年前涉足民营医院。

    “其实，如果有新项目、新设备的引进，有个几年也能翻过身来。史和平说，医院目前正在发展疑难血液病这一专科的治疗，由于高精尖检查我们可以到公立医院送检，药品主要用中药，所以成本可以承受。但人才又成了羁绊，目前医生平均2000元的月薪根本无法吸引到人才。史和平坦言，现在的医生主要是公立医院改制后“退”下来的，即使是“在民营医院干过的也不会过来”。

    面对困境，史和平表示“骑上马了，想下也下不来了”。然而，史和平还是担心由于医院由多个投资方组成，一旦投资人内部产生分歧，医院的前景将“很难预测。